序
-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征服美洲？因为欧洲人入侵者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因为欧亚大陆的陆地间多样性更高，交流互动更多，所以文化进化更快。为何文化更丰富多样？因为欧亚大陆是横的，有着辽阔而畅通的宜农宜牧温带区，而美洲大陆是竖的
- 现实世界并发像弹球游戏或者多米诺骨牌那样，由一根根独立的线状因果链组成，而是一张张因果网络
- 过分关注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常常将一个人在现实事务上的判断力拉低到不可救药的水平
超越邓巴数
社会最初为何向大型化方向发展？是何种力量推动者社会变得越来越大？
1. 超越邓巴数
- 正是因为社交带来的巨大记忆和认知负担，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设计圈限制在较小的规模。所以，对半生不熟者或者陌生人，我们会简单地做类型化处理：归类、贴标签，凭借刻板印象迅速决定如何相待
2. 扩张的动力
- 答案或许是战争
- 人变成食物链顶端后，猎物越来越少，竞争者却越来越多。于是守护一片采集领地，清除与采集对象竞争空间和营养的其他植物，这样的策略变得更有利了。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向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的转变，可以说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定居农牧业也为战争创造了一种新的动机：掠夺财产；狩猎采集者除了随身携带的少量器物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掠夺的东西。而定居者不知道攻击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动，就必须要先下手为强。正是上述安全困境，为定居社会的大型化提供了强大推力，因为首先定居者需要扩大群体规模以取得人数上的优势，其次，只有足够大的群体规模才负担得起昂贵的防御设施
- 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的棋盘式致密村寨。山水派文人所描绘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步，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而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利的卵翼之下才能见得到
- 一些群体的结盟活动会引发连锁反应，迫使其他群体也寻找盟友
- 战争爆发会急剧改编一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其中许多改变是非常积极的，抑郁症减少、自杀率降低、犯罪率降低、慈善捐款和志愿活动增加、对待本国或本民族的陌生人更加友好、表现出更多合作性和关心帮助他人的意愿
3. 祖先的记忆
- 之所以父系群更为普遍，同样是处于战争需要；在两性分工中，征战从来都是男性的专属。另外，征战的一大内容就是掳掠对方年轻女性，而掳掠的结果自然是女性离开所有群体加入男方群体
- 小型狩猎采集群体中，人类对祖先的记忆多半只限于祖父一辈。若要将父系群体扩展到更大规模，而又要保持足够紧密的合作，必须借助其他办法来分辨亲缘关系。办法之一是强化对共同祖先的记忆，东亚人更熟悉的强化记忆方式，是立牌位、建宗庙、修祠堂。这些仪式表面上的理由是告慰祖先灵魂，实际却旅行者记忆共同祖先，组内定期聚会以强化血缘纽带，最终巩固群体内合作关系的社会功能
- 要组成紧密而足够和谐的大型群体，还需要其他手段，最早发展处的办法是强化父权；当今世界，饭国家权力所不及的定居社会，像阿富汗、索马里、中东和非洲的部落地区，父权仍非常强大，并且是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父权的常见表现形式有：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尽可能延迟分家，控制子女婚姻，以及社区内的老人政治
- 经验表明，具有某种集体行动能力的多级宗族组织，规模上限大约几千，最多上万。古代中国，每当蛮族大规模入侵，中原动荡，王朝崩溃，帝国权利瓦解之际，宗族组织便兴旺起来，聚族自保历来是人们应对乱世的最自然反应
4.婚姻黏结剂
- 以交表婚之类的形式相互交换女性，是初民社会的普遍做法，持久通婚维系了群体间血缘纽带
- 在部落像酋邦的发展过程中，酋长们简历其权势的手段之一，便是通过精心安排婚姻来构建姻亲网络。同时，由长辈安排子女混应，使得这一资产具有了可遗传性，这就好比现代家族企业在晚辈接班时，长辈会把整个商业关系网络连通有形资产一起传给他。借助长辈积累的资源，成功者的后辈从人生起步时便取得了竞争优势，这便构成了一种正反馈，使得父系群中发达的支系愈加发达。由于共租已经不在世，由谁来代表更高级支系？很明显，拥有压倒性权势的支系家长更有机会成为族长
- 一旦上层形成一个高度封闭的通婚圈，那么对于中下层的青年，设法挤进这个圈子便成了沿社会阶梯向上爬升、接近权利、获取政治与商业机会的主要通道；要挤进去必须靠财富、智力、才华、美貌等——来弥补。以社会地位之外的其他优势换取进入上层通婚圈的婚姻安排，让上层能够不断从下层汲取财富和优秀个体
5.青春的躁动
- 如果社会找不到解决人口压力的出路，它迟早会因内部冲突激化而解体，当大批年轻人分不到土地或畜群，或土地越分越小难以再养活一家人时，当他们因没有财产而无望娶妻成家时，就会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人们找到的出路是：对年轻人因资源（生存资源和性资源）匮乏而造成的不满与躁动加以约束和强化，并将其引向外部，原本会危机群体内部和谐的资源竞争压力，若能得到控制和驾驭，反而变成了群体的战争优势
- 所有社会中，15-19岁总是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年龄段，而且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 躁动中的年轻人最缺乏个性，最集体主义，最喜欢跟风和盲从，对自己所追随的明星权威也最为俯首帖耳、亦步亦趋；他们为自己找到新权威，在新的等级结构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完成社会关系的重组
- 年龄组制度的妙处在于，同时解决了社会面临的几大问题：同等规模的当权集团能管理更大型的社会；每类公共事务上所需要的紧密合作圈子的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为其成员成为当权长老时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创造了条件；让年轻组别承担主要战争任务，使得死亡率分布向低年龄段偏移，从而降低每个晋升环节的竞争压力
6. 武人的兴起
- 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
- 随着金属武器、盔甲、复合弓、马匹、车辆、大型船只的出现，普通个人越来越难以负担一套足以和资源条件优越者抗衡的装备了。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人钟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这就让富裕者有了额外的优势。他们不仅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为那些贫穷但又渴望获取战利品的人提供装备，换取他们听从自己指挥
- 资产与人力在战争中的相对低位有交替，社会结构也随之在贵族化和平民化之间摆动，然而当我们拉远镜头，自定居以来战争产业重资产化的长期趋势仍然清晰可辨
- 平时由首领保证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这一风险差异，和当代自由职业者与受薪雇员之间的差异一样
- 大部分技术创新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他们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
- 尽管不乏对传统的延续，恩主门客制毕竟是一盏崭新的组织，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个人友情成为更为优先的考虑，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计算取代传统互惠关系而成为主要激励来源
7. 门户与朋党
- 社会资本才是理解门派运作原理和兴衰成败的关键。假如对此类人才的需求足够旺盛，掌门宗师便获得了将其得意门生推荐给雇主的经常性机会，这将大大增强他对未来拜师者的吸引力
- 一旦统一集权帝国建立，许多与君主有关的专业服务便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 为强化社会控制，帝国需要建立一套官方意识形态，于此有关的门派被官府收编改造、或被消灭或去除政治色彩而成为纯实用性技艺。像墨家这样组织严密、积极行动而又不受官府控制的私人团体，最难见容与帝国
- 集权国家对组织的影响
- 买方垄断改变了激励机制，让它们更倾向于献媚邀宠、攀附权力和争夺权力
- 为避免国家的猜忌和打压，门派将更倾向于以非正式和不公开方式存在
- 私人领域的社会组织像家族和地方退缩，此类组织的地域性和内向性使其缺乏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因而容易为国家所容忍
- 反观西欧，得益于西欧的政治分裂，教会始终保持着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地位
- 国家和私人团体是组织社会的两股相互替代互为消长的力量
- 由分散、自发的力量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更丰厚而具有弹性，当国家瓦解时，社会不会随之而崩溃。相反，那些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强行捏合起来的社会，变革只能等待国家统一推行，或由颠覆性的革命完成，这种颠覆往往造成社会崩溃
8.暴力的垄断
人们其实就是羊群，税收就是合法的勒索，不过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任何竞争最终都会变成垄断
- 马克思·韦伯为国家给出了一个被政治学家广为采纳的定义：一种垄断暴力实体，即，它宣称在其领地内，只有它自己或经它允许，才能对他人使用暴力
- 国家是从私人武装转变而来的，而武装组织之所以谋求垄断暴力，是为了避免其所生计所依赖的资源——可供劫掠与勒索的定居者的生产能力——发生退化
- 长期劫掠/勒索关系中，也存在一个相当于拉弗极限的最优剥削策略
- 没有出现垄断只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做不到，或者找不到恰当的制度安排来将其垄断地位持久化
- 垄断暴力有着重要的制度含义，首先，掠夺和勒索将转变为定期税赋，其数量或比例也将稳定下来。狼成为牧羊人之后，自然会变得更关心羊群与健康，以及长肉产奶能力
- 对暴力的垄断不仅表现为低于外部攻击和压制内部冲突，也体现在对外攻击行动的约束上
- 在科层化官僚系统建立起来之后，核心权利集团甚至无需与下层官僚保持熟人关系，只需他们即可履行职责又不掌握足以危及国家的武力即可
- 在有了更强大的武器（特别是进攻武器）、更好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基于文字的更高效管理与控制手段之后，征服将更迅速、统治也更有效；所以，伴随着每一次重大技术和组织创新，就会有一轮大型国家创建运动
群居的艺术
- 人类之所以强大，端赖于我们身披着一套厚重的文化铠甲，每副铠甲都是为适应特定生态位而定制的，当个人离开他熟悉的自然或社会环境时，这套铠甲就很大程度上作废了，甚至成为累赘，此时他变得异常脆弱无助，就像一只丢失了海螺的寄居蟹，拖着柔软腹部蹒跚与沙滩，随时可能被海鸥吃掉
- 皮肤白嫩、娇生惯养的现代都市人可能是有史以来独立生存能力最弱的人类，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地越洋过海、行走天涯、出入市井，是因为以往为各群体提供保护的五花八门、各不相通的安全罩壳，在过去数千年已逐渐延伸、扩展、连接、融合、最终结成一张安全之网
1. 人皆有名
- 在传统乡村社会，特别是地位较低因而社会关系高度受限于本地的阶层中，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仍主要是自发产生的绰号。其社会关系一旦越出小社会，便立刻面临名字冲突的问题
- 在需要订立契约的商业活动中，个人标识符的有效性尤为重要，时候能够查证立约人究竟是谁。早期社会解决重名问题的通行做法，是在名字后面加一个或多个描述性标记，常见父亲名字、家乡地名、职业和绰号，它是西欧姓氏主要来源
- 多数村庄都有铁匠，但很少有村庄有两位铁匠，于是 Smith 最终成为了人口最多的英语姓氏
- 适合平民的地理旁名，则是河边、山谷、小溪、桥头等描绘局部地貌的词汇。和地貌用词一样透露平民背景的，是源自父亲的姓氏
- 古代最早获得姓氏的，都是拥有大地产的领主或土地贵族。商人也需要姓氏，做生意的都希望对方身份来路清晰可查。许多商业家族的姓氏最终变成了知名商标，而且直到现代股份公司兴起之前，姓氏始终是商标的主要来源
- 姓名改革也是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强化人口统计诸多措施中的重要一项
- 电话交换中心的接线员最初是根据呼叫方所报出的姓名来接通听方的，但不久便被数字号码所取代。如今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已成为全球通行且识别性极好的个人标识符，而个人在不同社交网上的账号，则体现了现代人身份标识符的多面性
2. 巴别之咒
- 源自同一语言群体的两个支系分开五六百年后，相互之间就听不懂了；现存48种日耳曼语在2500年前还是同一种语言
- 多数人的活动仍局限于小社会中，但也有少部分人，诸如商人、工匠、士兵、水手、担夫、艺人、文人等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都远远越出家乡，因而成为联结各小社会的纽带；这些人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会自发地在各自母语之外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工作语言，即所谓通用语
- 随着时间流逝，口语在迅速演变，但诵读经文的语言却要稳定的多，为与经文保持相容，只是群体的工作语言被迫变得极度保守，于是逐渐脱离日常口语而成为独立语种
- 单纯的武力优势和军事征服之所以对散步征服者的母语没多大效果
- 入侵或征服队伍中通常男性占绝大多数，传统育儿模式下，儿童的语言学习环境主要由母亲而非父亲决定
- 科举制度，把经典传统和行政官僚机构紧密捆绑，使得研习经典成为社会地位爬升的主要手段，其激励效果极大提升了官方汉语的渗透性
3. 步履星罗
- 封建体系中，控制封臣的手段要求他们定期朝贡，参加领主的重要庆典，以反复确认效忠关系，最强盛的君主还会要求封臣将子女送到京城接受教育，同事充当人质。当他们（尤其是那里长大的质子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就把这一文化（连同口音）也带了回去。这一点对共同体的维系极为关键，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对文化中心的共同倾慕和向往，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也是支撑王权的一大基石
- 事实上，大部分寺院都兼营旅馆业，有些地方的尼姑庵甚至还在住宿之外顺便提供性服务
- 诗文中，士大夫总喜欢用“古道西风瘦马”之类词句把自己描绘为孤独凄苦的游士浪子，千万别信这些鬼话，那只是修辞的需要，没有大批随从辅助，文人墨客将寸步难行，哪来心思吟诗作赋
- 经唐宋两代大规模开发，江南成为帝国经济中心，尽管它失去了中心地位，却在文化上始终自成一体，保持着独立性，并且构成了帝国的一股重要离心力
4. 藕断丝连
- 在龟速通信的古代，一年也通不了几次信，那样仗没法打，生意没法做。那些其工作有赖于频繁通信的古人，一般的做法是：只要条件允许，就按固定时间给通信伙伴发信，而不管对方是否恢复或何时回复。那些通信任务较繁重的官员和商人，会将寄出的每封信及其收发状况誊抄下来以备查对
- 帝制时代那个高度同质化的士大夫群体，崛起于东汉，也正是纸张开始普及，私人通信变得流行起来的时候，这并非巧合；邮驿系统在东汉已臻成熟，而此时法令已步入帝国早期那么严苛，士人之间在全国范围内经常互通书信俨然成为常规，书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了一门高雅艺术
- 东西方精英同样基于通信建立了高度同质化的知识阶层，只是两者的通行因为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激励方向的不同而大异其趣
- 沿上路递送信件的末端一般是县城，对于精英来说，此时信件肯定进入收信人的熟人圈。假如捎信着社会地位低于收信人，按习俗他通常可以拿到酬劳，这一激励确保了总会有人殷勤的帮助书信走完这最后一段旅
- 随着商业繁荣，城市人口膨胀，寻址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各国在18世纪纷纷推行了门派制度；不过门派系统最初是方便政府官员——特别是征兵官、税务官和警察的。此后现代邮政业所提供的邮政信箱，进一步剥离了通信与熟人社会的关系。如同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银行账号等个人地址（他们恰好都是经常出现在名片上的信息）一样，这些精确的个人地址拉松了个人与所在社区的关系，让他们可以直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因而让社会关系变得更具流动性
5. 天生我材
- 在家庭农业中，主要劳动力都是家庭成员，农忙时节的劳动力不足一般通过亲戚朋友的互相解决，报酬以宴席和礼物的形式支付，或者根本不支付，而仅仅靠长期互惠关系得以平衡
- 在古代，外来者最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是那些不需要多少技能，也无需昂贵设备的行当，最典型的是交通运输业和土木建筑业里的搬运工、挑夫、轿夫等低技能工作。在没有成规模的、高流动性的劳动市场的年代，牺牲部分自由，委身于某位东家，与之建立长期依附关系，是缺乏土地资本的穷人更稳当的选择
- 蒸汽机的出现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将大批工人真正拉出了传统社区，使之脱离家庭农庄、封建庄园、手工作坊，以及各种依附关系和熟人社会，也离开了由这些关系所提供的社会安全网和生计保障，变成高度流动性的、以工资为生的自由受薪群体，即所谓城市无产阶级。真正将种类繁多的大批制成品拉进数千万人口大市场的，是铁路
6. 非我族类
- 一位成年人进入一个语言迥异的群体，就不得不从头开始获取文化背景知识，他的人力资本便大幅贬值了，这就是为何新移民常常会在职业等级或社会阶梯上跌落几级，原来的社会精英到了陌生社会职能刷盘子、开的士，会话交流能力知识原因之一，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或许是更大的障碍
- 尽管种种趣味和价值观都根植于人类普遍的本能和欲望，然而它们越是向高级价值发展，便越来越远离生物本能，而越来越多由文化塑造，因而益发在不同文化之间分化隔膜，变得难以相互理解和欣赏；很明显，声望和地位越高，文化隔膜造成的阻力越大，因为他们在高级价值上积累了更多资本，有着更多的既得利益
- 书面传统在提升文化声望上的作用远远超出军事实力，历史上，想来都是由文字社会同化无文字社会
7. 无形盔甲
- 一个流动性社会离不开法律，要让人放心大胆地跨出安乐窝，必须让他相信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陌生的地方也有所保障
- 要抑制冲突，减少纠纷，就需要辨别是非，即澄清什么行为是不正当的，在此之前，正当性只存在于两两关系之间：你是我朋友，所以我不能对你这么做。现在正当性变成一种超越私人关系的公共要求：因为我是这个互保联盟的一员，所以我不能对联盟成员这么做。于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或者叫正义——诞生了。集体互保的第二个结果是，联盟必须控制其成员对外人的供给，因为这会将整个联盟卷入冲突。第三个后果是，它使得联盟间冲突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个人间两两互保所引发的复仇链会因涉入个体诸葛消亡或其中一环背约而中断，但基于家族的互保联盟会自动补充新成员，让复仇链条无限延伸。血仇循环在无国家或国家力量薄弱的定居社会极为普遍
- 无中心的司法很适合为相互对等的集团处理纠纷和平息冲突，在维持和平的同事，不必放弃各自的自主地位；当和平的种种好处——避免血仇循环带来的无谓损耗，减轻不安全感所带来的成本
- 当群体中一些个体拥有显著的武力优势时，他可能会为弱小者提供安全庇护，以换取他们的服从、纳贡或效劳，和凭借武力直接侵夺相比，这么做往往（特别是在长期）更有利。庇护者谋求自身利益的努力事实上为社会提供了抑制冲突（治安）和解决纠纷（司法）这两种公共品
8. 因神而信
- 道德源自人类合作与互惠的需要
- 截止期效应必须得到遏制才能维持合作互惠关系，解药之一是对永生与轮回的信仰
- 成功而富有远见的家长能够在家族内施行一套行为规范，使得原本由个体之间经由重复博弈而达成的行为准则，以及群体内经由协调博弈而自发产生的互惠规范，有了更具体的执行者和更强的约束力。家长族长们也乐意编造祖灵在上的神话，以强化自己对族人的权威
- 现代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不仅将上帝看做监视者和惩罚者，更将其视为意义、价值和目的的终极来源，这是道德神的更高形式，因为规范若被内化为价值就更容易遵守，策略性原则若被任务本身机油意义则更容易奉行，假如行动者很清楚地意识到诚信和善良只是赢取长期受益的策略，就很难抵御随时出现的短期诱惑
秩序的解耦
- 站在现代立场上，呼吸着自由空气的你很容易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些甘愿忍受这些束缚的人，是多么愚昧和懦弱啊，或者：那些强加这些束缚的人，是多么蛮横而不可理喻啊。这一貌似显而易见的看法，确是错误的，我们的祖先并不愚蠢，也并非喜欢束缚而不爱自由，他们愿意忍受旧习俗和旧制度施加的约束，是因为这些制度能带来群体的团结与和谐，能提升群体内的合作机会和对外的战斗力，因而为个体带来安全和生计保障，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品之前，放弃它们得到的将是饥饿、冲突、恐惧和死亡
- 贻贝把自己包裹在硬壳中，紧紧附着在岩石上，终身不动，靠滤食水中营养为生，毫无自由可言；设想一下，加入一群贻贝能够合作建造一个大罩壳，同时满足3个条件：足够坚固因而可有效抵御捕食者，有良好的孔隙结构可保证足够大的水流量，群体内有良好的规范以避免相互攻击，那么个体贻贝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抛弃各自的外壳，并享受在打罩壳中随意移动的自由了。为现代人带来高度自由的宪政与市场制度，正式这样一个大罩壳
1. 权利的兴起
- 权利是一种约束人与人之间相互行动的特殊规范
- 人们若要生活在一个稍大些的群体中，规范便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规范所带来的可预期性才能大幅降低计算负担，使得大型社会的生活成为可能
- 社会越复杂，一条禁律普遍适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同一资源在不同生产模式中的报酬率不同。幸而，人们找到了禁律的另一种替代物，那就是权力；权力可以视为一种带开关的禁律。假如某项资源被禁律锁定在某个低效配置中，希望将改资源转至更高效用途的人，便可向该项权力的主人提出一笔交易：向他提供补偿，以换取他对前者解除禁律
- 权力是个人（或群体）用来对抗其他人的规则，规则违反者冒犯的不再是神灵而是权力的主人；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它很大程度上解耦了规范体系与生机模式之间的关系
- 现代市场社会中，当权力归属明确（因而行为边界清晰）时，想使用某项资源的人就知道该找谁协商；当生产模式需要改变时，资源再配置过程也能以和平方式完成。因此，权力不仅让未来更可预期，也促进了合作、减少了纠纷，并且让资源向效率更高的方向流动
- 个人权力更多地由另一条路径发展而来，由专业武装所开启；专业武装则是狼，期初他们可能以劫掠为生，丝毫不顾羊群死活，反正榨干一群可以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可是当这一生存策略广为流行，私有都有狼群出没时，这样变得越来越困难。奴役是一种效率极低的安排，奴隶没有激励去提升产量，改进技术，积累知识，因为由此增加的产出与他无关；而同时，奴隶主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当领地规模变得十分庞大，更方便的做法是租赁取代委托代理，由首领将领地分租给武装组织的高级成员，后者以效忠支付租金，同事将土地租给生产者
2. 从财产到资产
- 财产是一种可出租可让渡（或曰转让）的权利
- 土地权的维护高度依赖于本地经验和社会资本，在高强度的司法保护创造出一个土地流通市场之前，它近乎不可让渡（除了继承）。不动产的这一特性，也解释了为何历史上屡屡出现地产权的骨皮分离现象，每当意向土地承租关系长期持续，就往往转变成永佃权
- 当财产权的保护变得十分可靠，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不再引起权益丧失的担忧，人们便发现，有些时候，将财产交给别人控制反而更有利，或许是因为别人那人更善于理财，活社会地位更高因而更能抵御侵权，或更懂得如何保护权利，这一需求催生了财产权发展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信托
- 权利的可让渡性带来了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当创新发生时，所需资源科尽快转移到新的配置结构中，否则，这样的再配置过程只能由侵占、掠夺、政府、没收等强制手段完成，后者不仅本身消耗极大，也削弱了人民创造和积累资源的激励
3.金钱万能
- 现代社会之流动性意味着：个人不再像传统社会那么牢固地被束缚于特定的地理位置，而之所以存在这一的束缚，是因为在以往，个人赖以谋生的资源通常都是本地化且不可互换的，其产出往往也是难以存储或难以移动的
- 正是经济的深度商品化和货币化，带来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在缺乏货币的社会，各种交易常在对称的互惠关系或非对称的依附关系中发生。这些互惠和依附关系是高度人格化的，无法兑换并移动到其他地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此，有形资产也是，实物地租盛行时，地主多为乡居地主，城居地主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结果
- 货币和货币经济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及私人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将交易关系一笔结清的手段，从而将个人和资源从以往种种紧耦合关系中解脱出来，变成松耦合的市场关系：有了货币地租，封建关系就不再需要。在高度束缚性的关系中，为确保对方履行契约，领主和附庸都不得不干预对方的婚姻和财产继承
- 货币也简化了个人的社会关系，只要有一份工作，便可用工资换来所需的一切，而不必像传统社会的人们那样办任何事情都要找关系托人情，这些人情关系一旦建立就让人陷入千丝万缕、相互纠缠、难以摆脱的长期义务之中
- 也正是货币经济的松耦合特性，让它长期以来遭受诟病、痛恨和唾弃，人人都想得到金钱，同时却又深知它并发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以金钱为媒介的松耦合关系从人类互惠合作关系中剥离了人情和长期承诺。虽然让一些关系变得冷漠，却也带给了我们自由
4. 正义机器
- 社会规范的约束力来自它被执行的可能性，只有当破坏规则的行为以足够高的概率得到矫正和惩罚，在绝大数情况下这么做的预期收益是负的，人们才会产生“最好别这么做”或“这不在考虑之列”的新年，只有这样的信念和它带给个体的好处持续得足够长久，它才会在鲍德温效应的作用下内化为一种道德感
- 社会孤立的惩罚效果很强，但它只能在熟人社会起作用
- 那些缺乏说一不二的强权，因而走上第二条的司法者，总是倾向于避免在法律规则的阐明、事实认定、证据效力，责任归属等实体性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消除众人（特别是那些有潜力挑战其权威的规则）对其专断和偏私的疑虑，因而不得不努力将重点转向程序性问题，希望恰当设计的程序自己在实体性问题上得出结论
- 程序设计的巅峰设计师陪审团
- 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恰好是组织或延缓革命的刹车片
- 程序上的极度保守和实体性问题上的灵活性，两者的绝妙组合，让这部司法机器对不同的文化和习俗有着极好的适应性，包括纵向的，对习俗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适应，以及横向的，对不同社会间习俗差异的适应
5. 共同体的松动
- 在最初的共同体——部落——中，人们必须在许多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继续生活在一起。然而随着共同体逐渐发育壮大，对同质性的要求似乎在不断降低，在此过程中，必定有某些原本由同质性所确保的条件转而由其他元素所支持
- 国家对交通和通信系统的兴趣更为浓厚，因为这是其权利的重要来源。编制历法的工作几乎从国家诞生之日起遍已开始，实际上历法（和其他计时系统）最直接的用途是远程协调行动，当通信速度跟不上行动节奏时，实现约定的行动时间表的定时同步模式是最显易的替代，前提是有一套共同的历法
- 处于征税、征兵、财政管理、后勤补给、人口控制等方面的需求，国家很快介入了计量与编码系统的演变，努力在其他领地推行统一系统，并对换算关系进行规整化，以降低政府的会计和管理成本。但一个高度压制性的政府也可能因其独断专行或隐秘动机而扰乱自发形成的计量系统。比如征收实物税的量具常有逐渐变大的倾向
- 国家化的统一宗教可强化内部认同，又可激发对（信封不同神灵的）外族的敌意。中国朝廷则为民间神祗封侯拜爵，纳入帝国的等级体系
- 国家也有许多动机提供治安服务：恶劣的安全条件会降低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激励，迫使他们将更多资源投入防卫，这些都会削弱税收来源
- 国家总是倾向于垄断治安服务，并尽量削弱私人防卫能力。这么做在短期可以强化国家权力，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成本，但在长期，这也会削弱共同体的战争能力，当民众和地方社区不被允许持有武器、组织民兵、并承担日常防卫责任时，便逐渐丧失了亲手捍卫自身权力的习惯和能力，面临侵犯时一味等待国家保护。失去了尚武精神和战斗禀赋的国民中，是很难招募到一支优秀军队的。更一般而言，文明世界尽管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成就，在多数历史时段并未能在军事上取得对蛮族的可靠优势
- 国家权力就像一部文化推土机，推平了地区间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强力压制了地方文化的自主发展，国家权力越强大，压制越彻底，国家存续越长久，文化变得越单一
- 英美政府从未像托斯卡纳大公和法兰西国王那样视图对本国语言进行规范和纯化，公立学校主要由地方兴办，教科书的编写和挑选仍是私人或各学区的自主事务
- 衡量国家对个人自卫权力和压制成都的两个最佳指标是持枪权和无需退让原则
6. 个体的回归
- 很多群居动物或成群出没动物其实都没有多少社会性，看似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只不过是简单自利行为的合集
- 人类的集体性可能源自大型动物的需要，大型猎物既要求在狩猎时更紧密、更大规模的合作，也让享肉食成为更有效率的安排
- 用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话说，人类头脑里似乎有一个蜂巢开关，一旦打开，就会立即像蜂巢中的工蜂那样丧失自我
- 在不足百人的游团中，安全和信任更多地靠相互熟识、非常近的血缘和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来保证。从数百人到上千人，部落的规模大大超出了输入社会，需要更多组织和制度安排来约束其成员，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和忠诚度，以追求共同目标。正式在缔造部落的过程中，禁忌和仪式变得繁多而严格。然而，更成熟形态的广域国家改变了这一点，广域国家的安全和秩序由掌握权力的专业集团维护，公共事务由政府机关处理，平民只需要纳税，免除了大量集体义务，同事也被剥夺了参与这些事务的机会；这样，武士集团成了更加紧密的小团体，而平民的集体主义则退缩回了家族和地方社区的界限之内
- 在部落和城邦，规范偏离者可能被惩罚、驱逐、杀死，而在广域国家的地方社区，他们更可能只是被非议和孤立。因为国家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地方群体之间的冲突，因而家族和地方社区对其成员的束缚也放松了
- 从国家创造的和平秩序到法制保障下的自由市场，将个体从部落、家族和村社的集体主义中解放了出来。在市场中，我们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依靠他人。更重要的是，在什么事情上依靠谁，如今由个人自主决定
- 现代社会在诚实、遵守承诺和守规矩方面对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守时，在人们天天见面、有大量时间混在一起的输入社会是根本不需要的
7. 创造复杂性的新途径
- 辐射进化只能带来横向上的多样性，而不是结构上的复杂性，后者只有当生存策略上的分化和地理上的共处同时存在时才会发生。比如一个大湖里，本属于同一物种的鱼，其中一些开始以另一些为食，或体型缩小后寄生在其他鱼身上
- 人类进化史的神器之处在于，创造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所有三条途径——平行的辐射进化、剥削性的捕食与寄生关系、基于分工合作的互惠共生——全部在单一物种内出现过
- 市场的出现是文化史上的头等大事，它引入了一条创造复杂结构的新途径，市场交易让众多生产者能够在没有集中计划、控制和指挥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成一个分工合作网络
- 没有市场，进化也会发生。但是此类改进受制于个体的认知局限，每次改进都是从当前工艺出发的小步游走，而不是大步跳跃，否则就会掉进他的知识盲区（我：这是线性和破坏创新？）
- 市场分工让生产者能够在技术演化树的两个遥远分支之间横向挪用组件，就像把麻雀的翅膀摞来装在松鼠身上，不必同时掌握有关该组件制造的任何知识。这也改变意义深远，他让设计者在面临类似问题时，不需要一次次重新发明轮子。在生物界，重新发明轮子被称为趋同进化，十分普遍，眼睛被发明了几十次，翅膀至少4次，回声定位系统十几次，毒液更是无数次
- 一旦某种商品流通形成规模，容易买到，人们就会为它找出新用途。纸张最初用于书写，当它普及之后，转而被用于裱糊、衬垫、包装、铁窗、轧制玩具和明器。市场分工中，中间产品的生产者是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有着自己的商业模式，处于可持续经营的考虑，他们倾向于避免将自己的产品与特定的最终用途过度绑定；而同时，他们又要尽可能满足各种差异化的需求
- 从行业生态的角度看，标准组件和接口规范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分工合作链条上各环节之间的耦合度，使得复杂产品和工艺在其结构的每个层次上都容易被局部替换。这样，当任何层次上出现重大创新时，新元素便可突破产品和行业边界，横跨整颗技术进化而广泛传播
- 松耦合的另一个好处是：当一个结构（产品、组织、商业模式）被市场淘汰时，其构成元素（材料、组件、工艺、知识、设计元素）不会全部一起消亡；（我：但是紧耦合可以带来更大的效率优势，比如 Google 的 GPU）
- 一旦帝国建成，权利之后便开始向私人领域伸去，对私人企业的压榨和对工商业的垄断控制不断强化，支撑市场的制度则逐渐僵化、腐化和退化
- 经济繁荣不一定能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固的财政基础，税源可能被人口压力挤干，也可能被官僚系统消耗，或用于满足个人野心，或耗费在各种铺张工程上
- 市场制度总是起伏跌宕、时好时坏，直到宪法政治在一些国家得到稳固，代议制和国债市场健全了财政体系，职业军人的荣誉感和国家忠诚变变得可靠（因为宪政程序清除了私人效忠和军人干政的土壤），快捷通信强化了政府对军队的控制，重型武器装备提升了财力对制度构成持续的选择压力，另起不断改进并创造出支持市场的新元素。全球市场的繁荣已有目共睹，但远飞安然无恙，维持它的制度结构和全球秩序并没有自动的保证
8. 普世的，太普世的
- 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一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有一整套制度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利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