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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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就是政治，古人怎么做的，就能想到今人为啥这么做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 人们可以用三种方法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就是本书创作的起点
  •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似乎是一种文化。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别无选择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 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 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前工业文明时期，他们分别呈现为
    •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有
    •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 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 管仲变法有一项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解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第一人。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尊卑之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 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 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 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效果。粮价波动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非常重要
  •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纳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具体办法上，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 政府控制资源，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 西方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就是赋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与价”。陈寅格曾说中国的统治术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式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须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经济环境中，怪不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一中国式的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 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做，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 管仲思想最核心的，也是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 管仲有3条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的雏形
  • 儒家的经济治理只有：以农为本，轻徭薄赋，克己仁义，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命令型计划经济虽然短期内可以让国家富强，但是并不持久，苏联的解体，秦国的灭亡就是印证。

  • 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实验，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
  •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 商鞅变法的第一阶段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农业国，让国民充满纪律性，并因专制而产生效率。《史记》记载：”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 第一条法律叫《恳令》，把全国人民变成农民
    • 废除井田，允许人民开荒耕作、买卖土地
    • 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把山泽之利全部归为国有，商人也无从得力
    • 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
    • 推行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
    • 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 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吴起因此遭到贵族憎恨，终被射杀。二十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更彻底。在秦国，国民只有两种职业，农民和军人
    • 收回贵族所有的爵轶，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轶
    • 有军功者，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爵秩
  • 世界各国中，中国史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出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个通道。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 商鞅变法到第十年，聚过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人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全国战争机制发动起来以后，开始第三轮变法，加强中央集权，其重要政策，统一度量衡和实行郡县制度.国君由于统治及征战需要，纷纷加强中央集权，兼并进来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而是建立新的地方治理制度。春秋后期，县制开始推行，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直接任免，他们不再是世袭贵族，而是一批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官僚
  • 当代史学家唐德刚从国家管理模式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潘篱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 商鞅的强国之术逻辑看成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全民思想控制模式上，商鞅采用的是”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经济模式上，是”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
  • 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后世有两个理念未曾放弃：第一不能让人民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最终变成一种愚民化的政策；第二，绝大多数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 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 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主流舞台，是19世纪的鸦片战争之后，儒家的保守残缺以及怀柔学说不再适用
  • 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是毛泽东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 历代经济变革的逻辑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都是出自改革家邓小平之口。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史。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做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受到挑战。此时需要进行集权式的改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势必消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新一轮的政权不稳定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 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前后70年，是大一统中央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这场繁荣的出现，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
  • 七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出现了极其剧烈的变化
    • 自由商人集团崛起，司马迁还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封号：”素封“——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比
    • 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
    • 权贵与商人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
  • 取得对匈奴战争最大胜利之后，中央财政出现”用度不足“，这样的背景之下，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操盘者就是桑弘羊
  • 开始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条件，经济改革之前，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以抵御外租入侵为口号的讨伐匈奴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现在是通过增值税，对每种流通商品收税，烟酒收更高的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来源于财政税收的设计

  • 盐业专营实行的是管仲用过的办法，获得的利益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
  • 铁业由官府彻底垄断，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环节，另外一个被专营控制起来的产业是酿酒业，利润也非常丰厚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把商人做的事情，交由政府来做，与民争利

  • 均输：统购统销；平准：物价管制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 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建议，向全国有产者收资产税，是为”算缗“。要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一次性征收10%的财产税。有产者大多不愿意申报，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告缗令“，鼓励举报，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 从时间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经济集权政策都出台与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这些增收实施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次运动中几近”无赖“，是对政府信用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民众看到有好看的衣服就马上穿，好的就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
  • 国营事业”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退器质量低劣，而且价格昂贵
  • 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但是现在商人可以用脚投票，如果一国的经济政策不好，跑到其他国家，工商业也没有利润，这种博弈会让商人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 桑弘羊经济思想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即使是皇上，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推行的政策如果没有民意基础，起到的是反作用，即使是皇上也要顺势而为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 自商鞅推行军爵制以后，贵族世袭传统被打破，然后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年左右的过度期，即自西汉中期到隋，我们称之为世族形态。所谓世族，与贵族不同，它并没有得到政权的法定确认，而是以血缘来维持和传承，其延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
  • 王莽试图改变世族失控的现状，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 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货币改革7年时间，进行了4次，让老百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土地改革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给农民耕种。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 七年四次币值变动，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没有民意基础上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
  • 所有改革成功的前提，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 王莽被杀，刘秀称帝，仍然想要削弱世族势力。可是豪强势力太强，最后只好妥协
  •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整个社会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优惠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在这个意义上，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与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集权还是分权，两难的选择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大政府百姓养不起，小政府最后五代十国，地方割据，大国的治理不简单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设上的最大贡献是推行科举制。科举始创于隋，奠型与唐。科举制是对军爵制的演进，从此，文物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
  • 正是在制度和公众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蜕化，中国社会自此完成了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所谓的“富贵不过三代”，是唐宋之后的景象，乃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另类描述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税率为2%和3%，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加地增加，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 唐朝官员可以领到一块田，年薪的薪水都不是由财政出，二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叫公廨钱制度。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但是“补救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做大。中央财政支出由此变得很少，“小政府”由此产生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 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大臣刘彤上《论盐铁轮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不过这一政策之执行了10年左右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 西汉至宋元，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为强盛。西汉时，首都长安人口25万人，唐朝，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等以及往来的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超过100万
  • 《唐律》规定，所有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市”，一方面易于管理，一方面也促进了商品交易的聚集作用。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称之为行
  • 盛唐气象就是这样被营造，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 公元755年，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一手终结盛唐，史称“安史之乱”
  • 从制度层面来看，此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十余年不换将，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拥有三分之一的兵权。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诸侯。管制乏力导致“干弱枝强”。 正是这种背景下，中唐之后，各项专营制度出台
  •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想出来第一个办法就是仿效汉武帝“算缗令”，同事恢复盐铁专营
  • 德宗削藩，不过中央军屡战不胜，两年后被攻破长安。中央对盐、铁、酒等资源的专营权被迫让渡于地方。中央财政变成了“讨饭财政”
  • 没有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 中唐以后，经济治理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土地需求非常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力渐趋衰竭
  • 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复苏，而更可能是实业溢出的噩兆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 经济史上，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转折点，变法持续到57年北宋灭亡。变法之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开放的国家，变法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更愿意闭关锁国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 唐太宗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潘镇”改为中央养兵
  •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宽松与严榷并举

  • 赵宋对民间比较宽松，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个政策。工商税金低，所有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
  • 同时，宋代专营制度比汉和唐代更为严酷，凡是主要商品都是专营。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种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形成寡头垄断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盈利能力逐渐增加。这种格局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

士绅经济的定型

  • 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 历代开过皇帝中，唯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似乎是宋太祖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经商来发财
  • 因为不抑兼并的王朝，权贵家族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之中
  • 宋代在牌照制度上有了创新，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买扑”就是拿出资源定向招标。“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能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权贵式经济模式
  • 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前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始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演进，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延辩”

  • 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要控制兵权，控制兵权就要养兵，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事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治理模式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 开国一百年后，毛病就出现了，贫富差距很大，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
  •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当时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是国家却很弱，在朝廷，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民间贫富差距大，土地兼并很严重，怎么办？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富是有一个定量的，不在民间就在政府，两者存在内在的争利关系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大大小小十余条，最重要的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弊病很快呈现，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为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公司，到处与民争利，官方采购价格与市场背道而驰，宋朝关于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机会。市易法实行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都绕开都城。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是青苗法，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比富人借贷还要高。种种新政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的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但是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改革标本”王安石

  • 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懂财经之道，不修边幅，不通人情，不贪财，不爱色。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
  • 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代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位置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研究证明，明清两朝的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为0。当外部世界开始以加速方式，向前狂奔时，我们在一棵枯树下酣睡了500年
  •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状态，非常想把自己的国土与世界隔离起来，将大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程度降到最低。后来的500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化

  • 汉代以后，大量的行政性事物是在相府处理，宋”百年不杀大臣“更是皇室对士大夫的”权利承诺“。朱元璋废宰相制度以后，建立大学士制度，破坏了这种平衡。清雍正时期，设计军机处，每天处理朝政，把军机大臣呼来唤去，整个变成皇室的奴隶
  • 全民思想控制上，政府把认为的异端说全部抹掉，全民思想就统一到了”四书五经“上
  • 顺治五年，清廷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是卧立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 把国家变成一个铁桶，除外患、解内忧，这样政权就稳定。北修万里长城，难免禁海运
  • 1521年开始，，葡萄牙人、荷兰人、俄国人先后派出15个使团，试图与清朝建立双边关系，均遭拒绝。直到1792年，已经非常强大的英国第一次派出了官方的访华使团，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从广州登陆，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到热河去见乾隆，英国人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的证明。他们进而断定：这个政府正如他目前存在的状况，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在过去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反而倒退；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 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 水稻的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高一倍，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朱元璋则发动了一场”棉花革命“
  • 14世纪和19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出过国一家手工业棉纺织厂！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相比，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时间也几乎没有成本，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下，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城市化率下滑

  • 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转移的现象，最为真实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城市离心化大趋势下，政治权利集中于城市，为政府和权贵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则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 农耕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拒绝公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土地广袤和粮食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
  • 人口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水稻和棉花解决了吃与穿的问题，因此对任何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都漠不关心或者干脆采取敌视态度。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 发轴与宋的”买扑制“、”钞引制“到明日渐完善为特许经营制度，明清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全数因此得利，商人完全沦为一个寄生性阶层
  • 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发达之后，便将精力倾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建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 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 先是因鸦片的非法输入，帝国在1826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一事实可以被看成中国经济被西方超越的标志性事实，白银大量外流，决策层视图通过禁烟的方式遏制外贸和货币状况恶化，激烈、信息不对称的贸易摩擦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型的现代化变革

  • 李鸿章在变法之初就惊呼：“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棋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若事事比据守成法，恐日即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 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迟到不是落后的理由，洋务运动之所以会功败垂成，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 曾国藩看来，一旦铁路修成，运行数百年、基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结构将被彻底打破，新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动荡将可能发生。曾氏之顾虑是典型的儒家思维，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繁荣商贸，二是维持均衡，稳定政权，稳定永远被置于发展之上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 洋务派办洋务的唯一目标是“强兵富国”，因此在李鸿章看来，政府若从事商业，必须拥有经营的主导权，并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引进民间资本及买办人才，都是自愿缺乏情况下的权宜之计。然后当民间经济能量被激活后，又一定会提出放松管制的市场化要求。这种情况下，政府与民间的矛盾肯定会爆发，整个洋务运动，这一矛盾从未被化解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 划时代意义是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的景象，这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的正式出现，标志事件有二。一是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二是商人在“东南互保”中扮演重要角色。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 清政府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群体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 托克维尔尝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 制度上有4条缺陷
    • 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 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
    • 不是一个惠普性的经济振兴运动。有利于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
    • 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治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 基本制度全面瓦解，中央集权已没有任何着力点。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都出现于这一阶段，五四运动爆发与此，中国共产党也诞生于此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 金融业极度自由，北洋政府为扩大军备，大肆印发巨额钞票，导致币值贬值，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公开违抗停兑令，这就是经济史上著名的“中行事件”
  • 中国民营经济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涌现出一大批全球商业界都堪称一流的企业家，棉纺和面粉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纺织业的张謇和穆藕初，航运业的卢作孚，银行业的张公权和陈光甫

地方自治的实验

  • 中央集权羸弱，意味着地方自治空间的加大。北洋政府时期出现了三种自治的试验：军阀自治、商人自治、建设模范城市或试验公社。不过最终都无效，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 1926年9月，偏踞广东十年之久的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北伐，短短一年就占领上海、定都南京。蒋介石的成功，得益于人民对大一统的渴望
  • 洋务运动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层，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股完整的力量，真正把工人当成一股力量来倚重的正式新成立的共产党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 与北洋政府相比，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区别是有主义、有信仰，对国家治理有系统性的思考和道统上的自信。就经济主张而言，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乃其一贯的基本；经济主张。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选择，还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颇有关系。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和北美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先后推行国家控制重要产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 打击是从多个方面分步骤地展开的：一是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二是用看上去无比优惠的国债政策将之完全“绑架”，三是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四十利用经济危机扩大国营事业，“收官之作”则是银行国有化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举国人民的热切盼望之下，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然而时隔不久，这个政权就被人民抛弃
  • 以翁文灏、何廉的经济部拟定了一份名为《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其基本原则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然而，宋子文领导的行政院和蔡政府则对改方案坚决反对，仍然坚持战前的经济立场。
  • 敌产国有化，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 国民党政府在敌产国有化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实验

  • 经济变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但是有3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有限原则

上海实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 资本市场管制，民间金融活动被取消。生产资料管制、流通物流管制
  • 陈云用提高土地使用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 中国从苏联引进了技术之外，还全面引进了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围观层面上负担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 毛泽东认定中国经济超过英国的唯一评价指标是钢铁产量
  • 1958年，急于求成的毛泽东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领域同时发动大跃进，工业方面的目标是超过英国，农业方面的目标则是实现粮食和棉花产量一年翻一番。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
  • 1964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撤职，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共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把东北、华北和华东沿海一线、二线的重要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等三线搬迁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 共产党以“工人党”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农民党”。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组件互助合作社，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11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
  • 当政府成为土地资源的唯一处置人之后，各种资源的配置结果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从土地中获得三大收益
    • 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
    • 推行票证经济，物资短缺的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
    • 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1968年，因”停课停工闹革命“，城市里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学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0年时间，有超过1700多万人，被下放到农村，从而以及其残酷的方式化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 整个计划经济，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资产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 1978年邓小平派谷牧遍访西欧各国，提出了120个招商项目，全部流产。决策层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与开放商，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陈云是公认的”计划经济大师“，万年的思想近似于市场社会主义，提倡”鸟笼经济“，对于私营资本集团的复活，他一直持谨慎和警惕的姿态
  • 邓小平更加务实和功利，只要能够发展经济，他愿意尝试一切新的可能性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 1978年，凤阳小岗村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路上，第二年就实现了大丰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尝言：”土地出产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
  • 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把土地”还“给农民，是一次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它没有触及土地性质，为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种子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放权开始于1981年的财政包干制度，国务院宣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
  • 整个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成为一种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区、开发区模式是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 20世纪80年代，非国有经济领域出现了两种区域发展模式，一种是以集体企业为主力的苏南模式，另一种是以私营企业为主力的温州模式。在大一统的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行政诉求，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博弈和互相补充的关系，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与掌控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 一派意见认为，改革的主战场应试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创新，是为”企业主体改革派“，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另一派意见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企业制度的“单兵突进”难全其功，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是为”整体协调改革派“，代表人物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那条路才能走通了？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 闯关政策公布后，震动全国，各地物价如脱缰野马。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造成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
  • 1988年之后，宏观经济陷入低迷，直到1992年才走出低谷，之后的改革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 1991年底，朱镕基上台，经济变革呈现出鲜明的集权化特征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 采用银行注资周转和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解决了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难题，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国务院出台”国十六条“进击”降温“
  • 退出分税制，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影响最大。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逼得政府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的恶劣局面

1998年的”三驾马车“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 启动城市化建设。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各大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配套资金“
    • 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
    • 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 朱红染成放弃沿袭了十多年的思路，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战略忽然终止，国有经济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的改革方案，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已”工龄买断“的方式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非均衡化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国崛起“于朱氏逻辑

  •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盈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
  • 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变，地价高涨不止，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盈利产业

从贴本按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 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弱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 铁本董事长戴国芳被捕入狱，以此为分水岭，许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投资纷纷搁浅。严厉处理铁本的2004年全国只有两家钢厂刚才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一下子到了8家，7家为国有企业
  • 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不合理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 许多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家会被拆，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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